台海两岸谍战回眸（43）简吉：从小学教师、农运领袖到革命者

  1949年，兵败大陆逃往台湾，但蒋介石念念不忘“光复大陆”。与此同时，人为实现祖国统一，秘密派遣1500余人入台，一时台海两岸谍云密布，危机四伏。由于叛徒出卖，大批潜伏台湾的地下党员被捕，其中被当局公审枪杀的就有1100余人，他们中许多人的事迹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被陆续公开。

  2013年10月，中央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修建了“无名英雄纪念广场”，专门缅怀1950年代牺牲于台湾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们。其中以吴石、朱枫、陈宝仓和聂曦为原型的雕像位居广场正中，两边花岗岩墙壁上刻着846位烈士的英名，还有许多留白，以便随时增加新发现的英烈名字。谨以此系列文字纪念这些隐蔽战线的英烈们。

  简明仁生于1947年，他是简吉烈士（1903—1951）最小的儿子，也是曾经的台湾首富“台塑大王”王永庆的女婿。小时候，简明仁对父亲没什么印象， 上学后慢慢觉察到由于父亲的特殊身份，母亲带着四个孩子含辛茹苦地生活。

  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，简明仁留学归来创业，成为台湾电脑第一品牌——大众电脑的董事长。事业有成之后，他开始想认真了解父亲及父亲所为之牺牲的事业。

  有一天，简明仁给二哥简道夫打电话问：“母亲的那个小布包还在吗？”，简道夫说：“还在啊。”简明仁说：“我想要用……。”

  简道夫生于1942年，小时候就时常看见母亲陈何用一个乡村农妇用的方布巾，把一本抄写的经书和几本发黄的本子，细心包起来，放在家里常拜的神像的下方。即使后来多次搜查及搬家，丢了很多东西，但这个平凡的方布包却长年带在身边。

  等简明仁打开那些泛黄的本子，却发现那是父亲用日文写就的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监狱日记。再请人翻译出来，才知道父亲手写的日记里曾埋藏着多么壮阔的胸襟，多么强健的理想，和无法熄灭的民主精神……。

  简吉祖籍福建，1903年出生于台湾高雄凤山的农村。其父简明来是一位朴实的农民，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为了养家糊口，终日“像牛马一般地劳动”，这使简吉从小就了解农村里的生活的艰辛和不易。

  1921年简吉从台南师范学校毕业后，先后任教于凤山公学及高雄第三公学，在此期间，他的思想逐渐左倾，知道在日本统治下，台湾人只是二等公民，在所有的事情上台湾本省人都是被歧视的。

  1925年台湾农民在岛内文化协会的影响下逐渐觉醒，在台湾彰化县二林镇爆发了农民为提高甘蔗收购价格的“二林蔗农事件”。

  受到鼓舞的简吉毅然辞去教职，专心致志地投身到台湾农动中，他和黄石顺在高雄凤山成立了 “凤山农民组合”，以对抗当地的新兴制糖会社收回农民土地的斗争，并取得了斗争的胜利。随着农民抗争的频起，简吉四处奔波，提供抗争经验，指导各地的农民相继成立“农民组合”。

  1926年，简吉与赵港、杨逵等人共同创建了“台湾农民组合”，这是台湾日治时期最完整的农动组织，使全岛农民逐渐团结起来。1927年，简吉与赵港代表台湾，参加了日本农民组合的第六回大会，并在日本国会提交抗议书，表达农民的诉求。

  1928年，简吉结识了台湾的早期领导人谢雪红（女）、杨克煌等人，同年，台湾农民组合通过决议，成为台共的外围组织，简吉等农运领袖也加入了新成立的台湾。

  然而，到了1929年2月12日，“日本台湾总督府” 对于“农民组合”鲜明的反帝反资立场再也无法容忍，以“检举”台共为借口，大肆搜捕“农民组合”干部2000多人，使“台湾农民组合”遭到前所未有的全面与破坏。简吉也被以“违反出版规定”的罪名判刑一年。

  出狱后，他毫无惧色，继续抗争。正如简吉在狱中日记所言：“官宪认为压抑我们的运动，我们就会改变，这是错误的。”

  1931年“九•一八事变”爆发，日本军国主义对外积极侵略，对内全面，又一次对台共及岛内进步团体“大整肃”。简吉以“台共党员”的罪名被判刑10年，这时他只有28岁。

  可以说，简吉为了争取台湾的农民利益和民族解放牺牲了自己、牺牲了家庭。这时，简吉和妻子育有一子两女（一女因急病后来夭折）。他为了农动长年在外奔波或坐牢，无暇顾及家庭，妻子为生存，在日据时期考取了助产士执照，靠着助产士的收入，勉强扶养孩子、艰难度日（出狱后又有了简道夫和简明仁）。

  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，被殖民统治50年的台湾又重新再回到祖国的怀抱，此时，“台湾农民组合”早已解散，台共也几乎偃旗息鼓。随着政府接收台湾，简吉担任了青年团高雄分团书记及新竹桃园水利协会理事，推动台湾的重建工作。

  1946年，蔡孝乾、张志忠等派遣干部重回台湾，成立了新的“台湾省工作委员会”，一些“老台共”成员也重新被聚集起来，如简吉、谢雪红、杨克煌、陈福星等人，简吉担任桃园地区工委书记。

  但截至1947年“二•二八事件”前夕，隶属台湾省工委的党员人数还不足一百人，力量还是相当的薄弱。然而，在“二•二八事件”中，简吉和张志忠、谢雪红、杨克煌等人，还是在台中、嘉义一带组织“自治联军”（其中张志忠为“嘉南纵队”队长，简吉为政委），发动了小规模的武装起义。

  起义昙花一现，很快被蒋介石从大陆调遣军队“”下去，受到通缉后，谢雪红、杨克煌等人去了香港避难（后成立台盟），而张志忠、简吉等人则躲到宜兰山区蛰伏，继续斗争。

  经过“台湾省工委”的不懈努力以及大陆不断派遣骨干党员来台开展工作，到了1949年初，全台已有17个市（区）工委及205个支部，近10个武装基地。在台正式党员增至1300多人，可掌握民众达5万余人。

  这时的台湾省工委领导人蔡孝乾头脑发热“信心爆棚”，向中央提出了次年三四月的计划。并向各级地下党下达了：“各级党的组织，必须将每个党员、积极分子动员起来，在一切为了配合作战的总口号下，立即转入战时体制，建立必要的战时机构。”的工作方针。

  简吉调任“台湾省工委会山地工作委员会”书记，下辖四个支部。山地工作委员会的活动策略是：

  一、近山之较开化地区建立据点，以医生、商人、公教人员身份为掩护，进入山地工作。

  五、先使其对政府不满，进而至于与政府对立，再以“解放在即”相宣传，使山胞掩护其活动，进而建立武装基地，以待机配合作战。

  然而，当局为防止地下组织的渗透，于1949年5月20日在台湾全省颁布实施了《令》，同时派出特务组织大肆搜捕地下党组织。1949年底至1950年初，台湾省工委及地方组织遭受大面积的破坏，大批地下党员被捕。

  1950年4月，简吉再一次被捕入狱，但这次不同于以往，他被关进了当局的监狱。在狱中，简吉受尽折磨，但他坚持斗争，毫不动摇。1951年1月8日，台北保安司令部军法处以“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”罪判处简吉死刑，褫夺公权终身。1951年3月7日晨，简吉烈士英勇就义于台北马场町刑场，时年四十八岁。

  对比蒋介石50年代时期的残酷，毫无法律可言，似乎日本殖民时期还试图维持现代法治的一点情面，毕竟简吉在日据时期两次坐牢，共关了十一年，却在当局独裁统治下不到一年便被枪决了。

  其实，这只是一种“错觉”。不管前后政权的后果有何差别，其统治的残暴都是一样的，不能因为后者更残暴而说前者是文明的，这正如称赞“杀人五十比杀人一百更仁慈”是一样的荒谬。

  简吉牺牲后，大儿子简敬从《新生报》上看到消息，告诉了母亲陈何。多年后简敬回忆：“母亲带着我从台南坐火车去台北，沿途十多个钟头一语不发，抿着嘴唇，凝视窗外……”。

  不知道她脑海中想起的是丈夫的哪一帧画面：是刚结婚时穿着西装，戴着圆框眼镜，斯文安静，热爱贫困孩子的乡村教师；或是为被剥削的农民奔走，成为农民组合的领袖，到处演讲奔波的忙碌青年；或是坐了十几年的牢狱，回到台南度过的三、四年平安日子的居家形象？

  亦或是“二•二八起义”之后被通缉，只能半夜偷偷回家，紧紧抱着刚出生的稚子简明仁时的不舍；还是最后从狱中写来的信：“有人说，尽管每个人走的路是多么不同，可是要抵达的地方都是坟场。话是这么说，而实际上我的生命也到了此……”。

  到了马场町刑场，母亲见到父亲冰冷的尸体。她还是从容镇定地去签字领回尸体，告诉简敬如何祭拜父亲之后，安排火化事宜，带着丈夫的骨灰，又一言不发地回到台南家乡。

  回到家，她只交代了几句话，便进到她自己的房间里，关起了门……。简敬听到了母亲那压抑的哭声慢慢释放开来，终于决堤，变成无法遏止的哭泣……。

  后来，母亲很少再哭泣，还是不太说话，从来不提丈夫的事，总是流露出一张与世无争的面孔。

  再后来，母亲皈依佛门，觉得接生老是让她双手沾着血污，拜佛不虔诚，她也累了，便决定退休，只是安静地吃斋念佛。她每天把那个小布包打开，拿出经书，安静诵念。而那些泛黄的本子，虽然永远在她的手边，一起和经书拿进拿出，却未曾打开过……。

  多年后，事业有成的简明仁看到了父亲当年的监狱日记，也真正懂得了父亲的理想和牺牲，那是台湾那一代人（或者两代人）为了理想信念而奋斗的价值，直至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…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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